編者按

　　在這快速發展的時代，“第一手”感觸與親歷猶為珍貴�？谑鍪凡粌H是歷史的證言，更是社會變遷在個人身上最直觀的投射。本報即日起開設“口述”欄目，下設“大家”“傳承”兩個子欄目。前者關注科學、思想與教育領域的知名大家，后者則將鏡頭對準那些深耕于“冷門絕學”領域的科研工作者，講述他們守護中華文明火種、為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貢獻力量的動人故事。

　　“適值農歷丙午馬年將至，本輯內容全部圍繞馬展開，借此契機，以馬政文獻迎接馬年……”1月19日，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伍）》暨校釋、英譯系列成果發布會召開，集中公布了一批前所未見的馬政文獻，這是目前所見我國最早專門論述相馬、療馬、馴馬、馭馬的珍貴資料。

　　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以下簡稱“清華簡”）研究的核心成員中，有一位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，他叫代生。代生二十年來沉潛于簡牘整理和研究，他利用清華簡顛覆了許多傳統認知，解決了一些學術史上的疑難問題，先后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，其“清華簡所見春秋史事研究”以優秀等級結項，并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。

　　我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領域里已經“摸爬滾打”了20余年。

　　大家都說，我研究的是“冷門絕學”。確實，簡帛學，在這個快節奏、短視頻橫行的時代，顯得格格不入。很多人問我，放著那么多“熱門”的課題不做，為什么要死盯著這些殘斷的竹片？為什么要在這個冷門領域一扎就是20多年？

　　其實，這并不是一個刻意的選擇，而是刻在我出身里的一種基因，一種自然的歸途，甚至可以說，是一種宿命。

　　我出生在曲阜，是孔子故里土生土長的孩子。小時候，那些關于孔子的故事就流淌在耳邊，但真正讓我對歷史產生“實感”的，是在山東師范大學讀大二的時候。

　　那時候，我有幸跟隨著名歷史學家安作璋先生學習秦漢史。安先生教導我們，歷史不能只在書本里打轉，要去觸碰最原始的材料。也就是在那時，我第一次接觸到了睡虎地秦簡。

　　當看到那些關于牛馬管理的簡牘時，我被震撼了——原來歷史不僅僅是帝王的豐功偉績，還有這樣具體而微的行政管理細節。通過這些法律條文，我看到了秦帝國是如何高效運轉的。我寫了《從睡虎地秦簡對牛馬的管理看秦統一》的文章，那是我第一次嘗到用出土文獻研究歷史的甜頭。

　　從那以后，我就對簡牘產生了濃厚興趣。2005年，我考入了國學大師李學勤先生在煙臺大學創辦的中國學術研究所，師從江林昌先生攻讀碩士學位。江老師師承姜亮夫和李學勤兩代國學大師，他對我的訓練極其嚴苛，也是他真正把我領進了出土文獻這一神圣領域。

　　隨著在學術界的深耕，作為一名山東學者，我越來越有一種緊迫感。

　　山東是孔孟之鄉，是儒學的發源地。但在學術界，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尷尬的現實：山東的儒學研究，聲音還不夠響亮，還不足以讓人心服口服。這是我們山東學術界的“陣痛”。

　　問題出在哪兒？我覺得，以往我們可能過于注重思想的闡釋和理論的建構，而忽略了文獻的本體研究。其實，出土的楚簡、漢簡里有大量關于儒家的珍貴資料，這是提升儒學研究水平的重要突破口。簡帛文獻的研究，看似是在處理碎片化的信息，但這些碎片拼湊起來，就是中華文明的深層脈絡。

　　作為孔子故里的學者，我們有責任把這些埋藏在地下的儒家思想挖掘出來，讓山東的儒學研究真正“立”起來、“響”起來。

　　回首這20多年，從大二接觸秦簡開始，我就沒有離開過這個領域。雖然清苦，雖然孤獨，但我樂在其中。因為我知道，手中的每一片竹簡，都是通往祖先智慧的路標；解讀的每一個古文字，都是在為中華文明修補斷章。

　　這20多年間，我最引以為傲的是對清華簡的研究。

　　為了研究清華簡《系年》，我精讀了3遍《左傳》，做了一千余張學術卡片。那段時間，我的大腦里好像裝了個過濾器，看什么都往那幾支竹簡上聯想。有一次去博物館參觀，站在展柜前，別人看的是青銅器的紋飾有多精美，我卻死死盯著器物上的銘文，腦子里想的是：“這個字的寫法，和清華簡里的那個字是不是同一個演變脈絡？”

　　這種癡迷，讓我成了一個對“光”極度敏感的人。

　　清華簡的照片是紅外掃描的，有的字跡很淡，要在特定的光線和角度下才能看清。為了辨認一些模糊不清的古文字，我把辦公室的臺燈換了好幾個，亮度調了又調。

　　有的時候，為了研究一個歷史“細節”，我需要反復比對、統計不同簡文中的文字書寫情況。白天光線好的時候，我就迎著陽光看；陰天或者晚上，我就把臉幾乎貼在電腦屏幕上，甚至拿放大鏡去數像素點。

　　那段時間，我看什么都帶著重影。走在路上，看到地上的裂縫、墻上的水漬，第一反應不是“這真亂”，而是“這個線條走勢像不像某個古文字的變體”……

　　這種癡迷連家人都無法理解。妻子為了讓我不太辛苦，經常拉著我在假期去各地旅行。家人都在逛景點、買特產，我卻一個人鉆進當地的書店，直奔古籍區，去看看有沒有我沒見過的資料。回到家，行李箱裝的不是特產，而是幾本沉甸甸的書。妻子常說：“景區不過是你的另一個辦公室罷了。”

　　十幾年來，我完成了100余萬字的清華簡研究成果，包括27篇學術論文、3部學術專著，每一個字都是我在無數個清晨和深夜里“摳”出來的。學生說我是個學術“苦行僧”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這種苦不是身體上的累，而是心甘情愿被這堆竹簡“困”住，在其中尋找文明的脈絡。當竹簡的記載一點點推翻我們對歷史的固有認知時，那種快感，比喝了最烈的酒還要上頭。

　　做學術，最難的不僅是鉆研本身，還有如何打破學科的壁壘。我有一個執念：歷史學的研究，需要求真求實，但千萬不能故步自封，要打破學科界限，進行跨學科的“立體式”研究。

　　在研究生階段，我開始利用考古發現研究《天問》。把考古遺址、器物、竹簡記載，和屈原那充滿神話色彩的詩篇放在一起看，這在很多人看來是“離經叛道”的，畢竟文學作品在史學研究上的價值幾何，仍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。

　　但我堅信，文學背后是歷史，神話背后是現實。我的碩士論文，邀請到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先生主持答辯并獲得其較高評價，后來還獲評山東省優秀碩士論文。這給了我巨大的信心：學術研究既要有第一手史料的腳踏實地，也要有敢想敢干的創新意識。

　　然而，現實也很骨感。當我繼續開展“考古發現與楚辭研究”系列研究時，遇到了不少尷尬。投稿給考古期刊，編輯說這是文學作品研究，不收；投稿給文學期刊，編輯說這是歷史學、考古學研究，也不符合專欄要求。甚至在社科評獎時，還有專家質疑：“楚辭研究怎么能屬于歷史學科？”

　　那時候，我是非常失落的，但更多的是一種堅定的信念。我想，學科分類本來就是為了方便研究，如果它成了我們探尋真理的阻礙，那就要打破它。方法、學科、資料，都只是手段和工具，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——把問題說清楚。

　　我堅持了下來。我用考古學、民俗學、歷史學的多重知識，去解讀《楚辭》里的古史、神話與傳說。2022年，我的專著《楚辭與古代文明》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。那本書捧在手里沉甸甸的，也獲得了諸多專家學者的好評，我知道，這只是打破學科壁壘的起點。

　　我要做一個在冷門絕學中熱氣騰騰地活著的人，我會一直守在我的辦公室里，每天早上8點，準時赴一場跨越千年的約會。

　　（本報記者 張赟芳采訪整理）